读书文摘
将我们的自由时间累积起来，还不足以构成认知盈余，因为我们缺少使用它的手段。将自由时间转变为认知盈余所关乎的也不仅是新的社会工具，它还需要分享、动机和开发人类真正动机的机会。
公共媒介和私人媒介正融合在一起，专业与业余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正如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名言：“点亮蜡烛照亮他人者，不会给自己带来黑暗；同样，传播思想，无损于思想的传播者。
伴随全球受教育人口累积起来每年有超过一万亿小时的自由时间，以及公共媒介的发明和扩散，使我们有权使用认知盈余这种资源的最重要的两个转变已经产生。
人类的动机并不纯粹是附加性的，为了兴趣而做事和为了报酬而做事，是截然不同的。
人的动机可以分为两类：内在动机、外在动机。
内在动机能让我们的行为本身就成为一种回报；而对外在动机来说，回报来自于行为之外，而不在于行为本身。
媒介包含三项不同的活动：消费、创造、分享。人身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就是，他们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没有用处。”
“我们大家并不仅仅是认知盈余的来源，也是设计它的使用方式的人，这种设计是通过参与，以及当我们以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时对彼此的期待而展开的。”
虽然平庸和优秀之间确实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在创造的范围内，你可以通过累积将平庸变成优秀。因为真正的鸿沟就在于“做点什么”和“什么都不做”之间。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再愚蠢的创造，都是一种创造。
“并不是我们的工具塑造了我们的行为，但是工具赋予了我们行为发生的可能。”
这种变化的原材料是我们的“空闲时间”，但我们还拥有任由我们支配的工具，以及这些工具所提供给我们的新机遇。它使得从前被排除在外的普通市民，也能够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从事自己喜欢或者关心的活动。
网络让分享变得容易和廉价，它让全世界的人都成了潜在的参与者。
推荐语
我们的读书会能经营下来。其中的理论依据。就是这本书《认识盈余》
搭建网络社区需要考虑的四个关键点：
- 通过试点来保证社区提供的服务是有用的
- 是通过设计反馈机制，保证服务的连续性
- 是通过质量控制，来保证用户能得到最好的服务体验
- 就是通过打造社区文化，来实现社区自行健康地运营
视觉笔记
互联网新时代的晨光
什么是“认知盈余”，克莱·舍基给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受过教育，并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人，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背景，同时有强烈的分享欲望，这些人的时间汇聚在一起，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
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整个人类社会都变成了一个妙趣无穷的实验室。我们这一代人，每个人都是这个伟大试验的设计师和参与者。这个试验，值得我们屏气凝神、心怀敬畏、全情投入。
认知盈余作为一种可能
《认知盈余》的核心主题是，随着在线工具促进了更多的协作，人们该怎样学会更加建设性地利用自由时间也即闲暇，来从事创造性活动而不仅仅是消费。
第1章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但自由时间的激增和某种社会资产的稳步减少趋于一致，这种社会资产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依靠。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把自由时间当做一种普遍的社会资产，用于大型的共同创造的项目，而不是一组仅供个人消磨的一连串时间。
|奶昔错误|
第一种错误是主要关注产品本身，认为对于产品来讲每个要点都存在于产品的属性中，没有顾及到顾客想让它扮演怎样的角色，即他们购买奶昔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种错误是对人们早餐常吃食物种类的观念过于狭隘，仿佛所有习惯都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而不是累积起来的偶然事件一样。
一旦你弄明白如何通过一种让他人在意的方式来充分利用认知盈余，那么他人也会复制你的技术，一而再再而三地传遍世界。
|多即是不同|
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8小时做我们想做的事！
不管你认为蹲在地下室里扮精灵有多可怜，我都可以以自身经验来告诉你：蹲在地下室里纠结金杰（Ginger）和玛丽·安（Mary Ann）谁更可爱更糟糕。
参与是一种行为，它让你觉得自己的出席很重要，让你在看到或听到某些东西时觉得自己的回应也是活动的一部分。
当群体足够大时，不可预知的可以变得可预知。
我们平衡消费与创造和分享的能力以及彼此联系的能力，正在把人们对媒介的认识从一种特殊的经济部门，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分享工具。
|认知盈余，一种全新的资源|
认知盈余，一种全新的资源|
全球受教育人口累积起来的每年超过一万亿小时的自由时间，以及公共媒介的发明和扩散，
本书从上一本书遗留的地方开始，观察人类的联网如何让我们将自由时间看成一种共享的全球性资源，并通过设计新的参与及分享方式来利用它们。
第2章
并不是我们的工具塑造了我们的行为，但是工具赋予了行为发生的可能。
当一个国家的公民足够满意而不出现在街上游行的时候，这样的民主国家是正常运行的；而一旦公民上街示威，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了
在这个平台上，发生在校园或咖啡店里的原本稍纵即逝的对话获得了两种此前只有专业的媒体制作人才能拥有的特质：可及性和永久性。可及性的意思是一个人写的东西可以被一群人读懂，而永久性是指给出的作品一直存在。
民众渴望在重要问题上有话语权，如果正常渠道无法实现，那么像东方神起的公告板这样的地方总能提供给大家他们想要的协调行动。
不仅社会化媒体在崭新的族群——也就是我们的手中有了新的一面，当沟通工具掌握在新的族群手中时，也会呈现出新的特点。
|新方法，解决老问题|
有效解决交通拥堵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合伙搭车（carpooling），合伙搭车的关键并不在于汽车本身，而在于协调。
集合价值（aggregate value）——用户越多，匹配的可能性就越大。
|古登堡经济原理或许不适用了|
美因茨的一位印刷商，约翰尼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15世纪中叶率先在欧洲使用了活字印刷。
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书存在，仅有的书多半是《圣经》的副本，因此所谓的写书主要都是关于重新制作或重新组合现有的文字，远远不是指创作新作品。
古登堡经济（Gutenberg economics）理论的核心概念：大量地投资。
|只需要按一下“发表”的按钮|
发表文章曾经是我们需要获得许可后才能做的事，我们要征得出版商的准许。而现在，我们不再需要如此了。
以往，即便是“已经出版过作品的作者”，也无法单凭自己的能力出版作品。想想列出来的这一组概念：公众的注意（publicity）、宣传（publicize）、出版（publish）、出版物（publication）、宣传者（publicist）、出版商（publisher）。
这个时代最大的祸害就是每一门学问都有太多的书。阻碍我们获得准确信息的最大障碍就是摆在读者面前乱七八糟的书，而我们必须从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它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像浪费一切廉价的东西一样去处理此前珍贵的东西，仿佛它们便宜得能被拿去做实验似的。因为丰富改变了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平衡状态，它能令在匮乏中成长的我们迷失方向。当某项资源稀少时，控制该资源的人会觉得资源本身很珍贵，而不会停下来考虑该资源的价值中有多少是由于资源稀缺造成的。
|媒体，社会的连接组织|
我们不是在消费媒体，而是在利用媒体
我们就用“电视”这个词统称一个集合体的所有不同的部分：行业、内容和方式。这种表达方式让我们的认知有些模糊，但如果我们总想弄明白现实生活中每个系统的每个细节，我们会不堪重负
媒体是社会的连接组织（connective tissue）。
原本只能在单向公共媒体（如书籍和电影）和双向个人媒体（如电话）间进行的选择，如今扩展出了第三个选项：从个人到公众的可延展的双向媒体操作。
|做“酒吧”里的业余人士|
数字化佃农”（digital sharecropping）
如同YouTube的所有者一样，酒吧老板经营的奇妙之处在于他提供比他兜售的商品和服务更有价值的东西，他的价值是消费者自己为彼此创造的。人们愿意多花钱在酒吧喝酒而不在家独饮，是因为酒吧轻松的氛围更适合喝酒。酒吧吸引那些想找人随便说说话或者仅仅是喜欢有人在周围的人。和一个人在家相比，大家更喜欢呆在酒吧里面。这种诱惑力足够大，两者间的差异也值得偿付。“数字化佃农”的逻辑意味着酒吧老板在剥削他的消费群体，因为消费者在酒吧的交流是他们愿意多付酒钱的原因之一。但事实上没有一个消费者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相反，他们更愿意认为酒吧老板开辟了一个便于交际、饱受欢迎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更有机会彼此交流，为此他们愿意多付些钱。
这种从社团驱动到广告驱动的变化改变了领导者们的感受。当美国在线不再对他们的劳动提供看得见的欣赏后，他们开始套用“数字化佃农”的逻辑。
市场的作用之一就是为我们在市场之外所专注投入的事情提供平台，这个平台的形式可以是酒吧，也可以是网站。
|工具，赋予我们行为发生的可能|
工具，赋予我们行为发生的可能
向公众传递信息是一件公众无法做到的事情，由于缺少彼此轻易就能发生联系的能力，我们创作的动机都被压制住了。
当我告诉我的学生们普通群众的沉默都是装出来的时候，他们纷纷表示赞同。但即便他们能够从智力上明白那个世界，我仍旧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对那个世界缺乏切身感受。
并不是我们的工具塑造了我们的行为，但是工具赋予了我们行为发生的可能。
第3章
想要分享的动机才是驱动力，而技术仅仅是一种方法。
他所拥有的听众，用传统媒体是很难聚集在一起的，因为没有一个广播节目会覆盖如此广泛的年龄段
他的歌迷通常会网罗新的歌迷。歌迷们用一种口口相传的营销模式迅速为他做宣传。
最初的生日募捐和开始时的社会责任最终促使了两个组织的建立，目前两个组织组成了一个整体行使职能：“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筹集资金，“乔希·葛洛班基金会”分配资金。
参与者不仅没有报酬，还会搭上自己的钱。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网上进行的，是什么促使人们为了没有明显回报的东西放弃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呢？
|热爱胜于金钱|
动机分为两大类——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能让行为本身就成为一种回报。
出发点是兴趣还是金钱，会让人们在做事时表现得不一样
元分析（将多个研究结果进行分析的称谓）
有多少地方能让人们对行为的自由选择仅仅和自己有关？
然而，在一个自由时间和才能已经是相互联系的资源的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到处都是”。
|自治和胜任感|
内在动机是一张包罗万象的标签，把人们可能从一项活动中获得的或基于活动本身的回报所造成的各种激励因素聚集在一起。德西把两种内在动机标注为“个人的”：自治的愿望（指决定我们做什么，怎么做）和有胜任感的愿望（指能够胜任我们所做的事）。
它看上去很业余，而实际上它就是由业余爱好者创立的。它不但“不专业”，而且是出于“业余爱好”这个词的本意而被创立的：某人出于热爱而做一些事情。
接手一项过于庞大繁复的工作可能会让人泄气，但接受一项过于简单、毫无挑战的工作同样令人感到无趣和无精打采。胜任感最容易产生于当工作处于能力范围边缘时。“我自己完成了一件不错的事情”的感觉总是比“请专业人士替我完美地完成了这件事”的感觉要好得多。
自己创造的事物就算很普通，和消费别人创造的质量上乘的事物相比，它仍然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吸引力。
|成员资格和慷慨|
想要分享的动机才是驱动力，而技术仅仅是一种方法。
但由业余爱好者设计的东西，实际上可能比专业设计师的设计更好地创造了成员环境，恰如“大笑猫”网站所传达的信息：你也能玩这个游戏。
任何伟大的成就都是由一定数量渺小的工作积累而成的，而感谢页面中所展示的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激励，使他们完成某项工作并非是因为这些工作需要完成，而是因为他们明显对组织存在价值。人们具有做某项具体工作的动机，而不是作为普通志愿者去做任何需要他们去做的事情。
感激并非世上最伟大的美德，但却是其他所有美德之母
很多其他网站致力于协助用户贡献时间、专业技术和金钱。
|业余动机和公共规模|
行为源自内在动机的人们——业余爱好者，在相对私密的环境中活动，而源自外在动机的人们则在更公共的场合中活动。
而如今我们拥有一些工具，能让团体中的人们彼此取得联系并分享思想和行动，于是我们就能看到一种奇怪的新组合：大型、公众的业余组织。
但组织并不以大小，而是以范围作为必要因素。
几乎所有人都是毫无律师技能的个体手艺人，但他们相互协作，很快便了解了这部法案的目的和效果，甚至将其传遍了世界。若没有社会化媒体，他们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些。
|放大渴望的反馈循环|
如果内在动机存在于人性之中最基本的部分，满足内在动机也会使我们得到满足，那么满足那些动机所使用的工具就应该被推广。
数字化民间艺术通常采用混搭（mashup）的形式，把现成的材料融入到新的东西中去。
数字化爱好的传播看起来并不是很重要，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被教育说，业余的兴趣即便不值得高度怀疑，也多多少少有点荒谬。
网络意味着我们最终发现，人们真正感兴趣的领域是如此之广阔，广阔到疯狂的地步。
有趣的是，任何特殊团体内部关心的东西在外人眼里似乎都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对于有着共同爱好的团体内部成员来说，其他人眼里不值得花时间考虑的东西却是他们最在意的东西。
如果“感谢您”是葛洛班粉丝团中的价值象征，那么“关注”便是同人小说世界里的货币，而像“请阅读和评论我的故事”这样常见的请求，已经被精简成为“阅读＆评论”（read and review, R & R）。
不能够把信誉归于有功之人，在这个社区里就是犯罪，就是侵犯了根深蒂固的道德行为准则而非产权。
金钱的世界，也就是罗琳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创作者因劳而获的世界。根据定义来讲，同人小说作者没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很少向往居于其中。相反，他们往往选择在一个情感世界里工作，目标就是在这个特定的虚构空间之内通过一些创意之举得到他人的认可。一个健全的社区基础设施对于相互认可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样一个社区的界限内，社区内部的动机纯度远远比社区外部行动的合法性更加重要。
|内在动机和公共行为|
他们的行为是否对自治的渴望或者对胜任感的渴望有帮助？是否对他们对成员资格的渴望或者对慷慨的自我感觉有帮助？
当我们不是目标受众或者被吸引的眼球的时候，我们是流量
网络为群体一致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
代表某种权威行事一直以来都是最能激励人生的事情之一。
如果你给人们一个途径来依据自己对自治、胜任感、慷慨和共享的欲望行事，他们或许会接受的。本书中每个成功的例子都和这样那样的内在动机有关。但是，如果你只是假装给人们提供一个内在动机的宣泄口，但实际上却把他们塞进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你可能会遭到人们的反叛。
第4章
“我们”为“我们”创造机会
对世界已有的信念和看法会阻碍人们看清现实。
一，人们有机会在鼓励内在动机的方式下行动；二，这些机会在科技的支持下变得可行，但机会本身是人造就的。
|滑板与画室|
所谓“领先用户创新”并不是由产品的设计者，而是由该产品最活跃的使用者来推动的。
在追求个人目标的同时深切考虑到并支持他人的追求，这种能力是人类生活的根本，实际上，它太过于根本，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其消除。
|最后通牒游戏|
经济学家认为情感是发生交易的动机（“因为想穿得更体面，所以他买新鞋”），或是交易引起的结果（“因为买了新鞋，所以他这会儿更高兴了”）
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表明人类行为并非始终是自私自利的，并且交易本身便包含了情绪因素。
这种个人承担成本却给社会带来利益的行为，叫做利他惩罚。人们从惩罚他人的错误中得到满足，即便这些惩罚行为会花费他们的时间、精力或者钱财。
|联合协作：群体创造价值|
|联合协作：群体创造价值|
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可见的行为，对于共同目标的可靠承诺，以及成员们对不轨行为进行惩罚的能力。
|社会生产：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免费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社会生产：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免费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要想从尽可能多的参与者那里得到尽可能低廉的贡献，它就必须是非商业性质的。
将我们的自由时间和特殊才能汇聚在一起，共同创造，做有益之事的能力的增强，构成了这个年代巨大的新机遇之一。谁能充分利用这一机遇，谁就能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Napster的成功，新机遇与旧动机|
在人类动机这个问题上，理论先行造成的盲目阻碍了我们对人类为何如此行事的反思。
代与代之间确实有别，但机遇造成的不同远大于人之间的不同。人性改变是非常缓慢的，这些改变中包含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为了适应环境而产生的机制。
20世纪90年代，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X一代开始办公司，加盟创业企业，夜以继日，不断追求新的机遇。人们这才发现X一代根本就不是懒鬼，他们是企业家！问题是我们的判断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
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当我们从限制因素方面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基本归因错误就开始起作用了
正如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名言：“点燃蜡烛照亮他人者，不会给自己带来黑暗；同样，传播思想，无损于思想的传播者。”
要实现共享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能使分享便宜得近乎免费的媒介；第二，鼓励分享的默认程序。
它只是通过正确的激励方式，将新的机遇与旧有动机结合起来的产物。只要你做到了这样的结合，你就可以从最基本的方面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从简单到如音乐分享，到复杂到如公民参与这样的人类行为无一例外。
|社会感染：协作的螺旋|
社会感染：协作的螺旋|
任何群体中都有偏离社会规范、消极行事的人，这些人在和其他社会成员享有相同机会和资源的情况下，依然会从事反社会甚至犯罪行为。而正向偏差指的则是那些面对同样的限制和挑战，比一般成员表现得更出色的人。
“我们希望培养每个人的社区精神”。他们努力让公民行动感染他人。
社会生产并非一剂万灵药，它只是一种选择。虽然趁它有价值的时候使用它会让我们境况更好，但就像通过公司和政府制度进行的生产一样，它本身也面临着挑战。
第5章
这是一个创造慷慨文化的时代
增加你所拥有的物品数量固然有益，但增加你的知识量所带来的改变可能是革命性的。这也正是为何一个社会分享知识的方式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
这个原则就是，威慑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种简单可靠的方式。
德西的研究重点放在自治和竞争两方面的个人动机，结果证明将动机标价会减少人们做事的动机。格尼茨和鲁斯蒂奇尼关注社会动机，证明将非市场交易行为标价以后，人们会减少把对方当做可以保持长期关系的人来对待的意愿
但是有些价值是市场创造不出来的，这些价值的创造只能靠一系列分享和相互协调性的假设，也就是靠文化。
|文化是一种协调工具|
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擅长让自己的信仰屈服于那些可能推翻它们的毁灭性审查。
当一个成员公布自己的实验成果时，其他人不仅要知道结果是什么，更要知道实验是如何进行的，这样才能保证其结论是可靠的。科学思想家们称这种情况为“可证伪性”。如果一种主张缺乏可证伪性，就会受到很大的怀疑。
无形学院”相对于炼金术士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拥有彼此。
使“无形学院”活下来并将炼金术提升为化学的，既不是工具也不是远见，而是文化。
|共享经济学|
社区规模的大小，共享知识的成本，被共享知识的明晰性，以及接收者们的文化规范。
正如一段开源代码格言所说：“好的社区加上糟糕的代码，等于一个好的项目。”
参与者的规范是预测未来成功与否的关键，而这些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群体成员是如何理解彼此之间关系的。
|业余参与所带来的归属感|
业余参与所带来的归属感|
使用facebook是错误的，因为个人的学业任务不应该被拿来分享。
诚然，许多在线协作都容忍搭便车的人，无论是学习小组、开源软件，还是用户创造的媒介集合，它们都是由一小部分高度投入的成员来共同创造价值，再由一个相对更庞大的群体来使用这些价值的。
它能在一个已知的社会团体中廉价、迅速地散布信息，并且不要求参与者出现在同一时间和地点。
在同等条件下，与同伴分享所得与困难的学习者，要比孤军奋战的人群进步得更快、更多。
对社会化媒体使用的限制，只能作为一种个人自我约束以及人们相互之间文化期待的一部分，主要靠学生自己来实行
人类的才智和环境的不便性共同造就了社会，社会就是这样被那些它能做到和它不能做到的事情不断塑造着的。
对共享知识传播的反对观点通常是我们需要专业技能
脑外科手术的比喻适用范围并不广，因为它根本没有涉及需要在相互竞争的信息来源之间做决定的情况。
脑外科手术比喻的第二个缺陷在于，它让听者认为我们始终只能和专业人员，而不是业余爱好者打交道。
有时候，当我们与人合作或者为他人做某事的时候，虽然做砸了，但是效果却比请专业人员做并圆满完成任务更好。
做某件事的价值在于让你拥有归属感或是慷慨感
|同病相怜|
撇开任何身体上的改善不说，仅仅能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承受这种疾病折磨的人——这一点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在病人的数据采集方面，“同病相怜”比传统方式更有效，因为它为病患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并与之分享共同努力的成果。
“同病相怜”能发挥作用，是因为这个团体珍视医疗数据的开放分享，这是与关于医疗隐私的主流规范相反的一种文化规范。
分享本是人的天性，而并非由科技催生。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利用认知盈余来创造真正的公民价值？
第6章
成本的下降创造了更大的尝试空间，而尝试可以创造出价值，价值会引发赢利的动机。
|个体的满足与群体的行为动机|
与从前相比，公开发表言论的成本大幅降低，聚居人群数量也随着城市化进程飞速增长，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有能力将原本纷繁错杂的个人创造力集合起来，去创造具有长远价值的东西。
抛弃旧有限制并不会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没有限制的世界。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的世界都有其限制，抛弃旧的限制仅仅是为了给制定新限制清理出空间。
一个追求共同目标的群体必须保证自己的高效率（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同时必须保证其成员具有满足感（否则其成员就失去了留在组织内的理由）。
|沙发旅行与粉色内衣|
“沙发旅行”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人们旅行的方式，它不光为会员提供免费住宿，还帮助他们在全世界建立联系。“沙发旅行”是旅行者的一种社交网络（截止到目前，该网站已经拥有10万会员），它在需要短期住宿的人和愿意提供住宿的人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在崭新的环境和社交联系所带来的愉悦和那些不确定的甚至危险的因素之间进行权衡
搭便车的行为本身包含了对他人的信任，人们会像小小的天神，对那些相信他们的人给予奖励。
“沙发旅行”网站帮助旅行者和宿主建立起联系，同时也提供宿主的档案信息，这就建立了一种类似eBay的针对宿主的信用系统，网站还提供了大量关于安全方面的建议，特别是针对女性安全方面。
增加与他人的交流并非没有风险，对于任何一个机遇，我们都需要采取措施去控制它的风险
沙发旅行者的处理方式降低了她们自身的风险，但是并没有降低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所面对的风险。雄心勃勃的目标需要更加协调的处理方式。
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和各自的结果体现了自发性的参与活动改变社会的方式。
|个人、群体与自由|
个人分享（Personal Sharing），在原本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们之间进行，比如“大笑猫”。
公用分享（Communal Sharing），其参与性更强，在一个协作的群体之间进行，例如Meetup.com上面的应对产后抑郁症小组。
公共分享（Public Sharing），协作群体积极尝试创造公共资源，如Apache软件计划。
公民分享（Civic Sharing），表现为一个群体积极尝试改变社会，如“粉色内衣”行动。
完全的个人自由和完全的社会控制都不是最优选择，管理个人自由和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成为我们的责任。这是一种妥协，应该遵循一种熟悉的模式来进行：没有一个完全的解决方案，只有用不同的优化方法来创造不同的价值，并管理不同类型的问题。
|群体与治理|
在意识到某一行为具有长期收益，而不遵守这一行为会有短期损失的情况下，人们将循规行事。
为了成功地创造和维持公共利益，一个群体必须抵御外界的威胁（比如eBay抵御欺诈的风险），同时抵御内在的威胁（如Apache的成员计划抵御争论或惯性造成的计划偏向）
而我们需要这样的群体创造出我们所需要的价值，而不仅是我们想要的价值。认识到应如何来创建和维护这样的群体，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第7章
方式、动机和机会三者的融合，从累积的自由时间这个原材料中，生产出了认知盈余。真正的变化来自于我们认识到这种盈余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让我们为彼此创造机会的机会。
体现了个人和公用价值的资源正逐渐将这个世界充满，这些价值主要是由参与者创造和捕获的。
创造一种能给社会带来更广泛利益的参与性文化，可比分享几张搞笑照片要难得多。
公民意识、并非是自动从公民文化中产生出来的
以群体的形式尝试新事物，是迄今为止也是将来对社会化媒体最为意义深远的利用。
|革命的悖论|
约翰尼斯·古登堡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他印刷的《四十二行圣经》，这套令人惊叹的精美书籍成为了早期印刷品的典范。
天主教相信，罪过会增加人死后进入天堂前的等待时间。赎罪券是减少等待时间的一个途径，而得到赎罪券的方法是给教堂捐款。
然而，赎罪券带来的收入被发放者的手写速度所限制了，结果造成了供求上的不平衡：世俗中需要的赎罪券数量大大超过教会能提供的数量。
新工具所提供的机会越多，任何人可以从之前社会形态推断未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本来被认作传统媒体的新渠道的东西，实际上却在改变传统媒体；本来在威胁着文化的同一性的东西，实际上却在创造着多样性。
因此，要从一个工具中创造出最大的价值，靠的并不是总体规划或者跨越式发展，而是连续不断的尝试与错误。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在这样一种转变中要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这个过程。
如今重要的不是我们拥有的新能力，而是我们如何在技术和社会的双重层面上，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机会。
|改进可能性|
起步
成长
不断调整，不断学习
关于传播工具的社会使用，始终有两条连贯的思想线索。第一条是用户从来不会完全像系统设计者期待或希望的那样去行动，对PALTO是如此，对facebook也是如此。第二条是观察家们总有让这些复杂的事务都就范的欲望，好让他们创造出一个建立成功社区的秘方
创造新机会，应对早期的成长，以及根据用户不断带来的意外做出调整。
社会化媒体中一条名副其实的自然法则是，为了拥有一个大型而优秀的系统，最好从一个小型而优秀的系统做起，并且努力使它变大变强，这样做远远好过从一个大型却平淡无奇的系统做起并努力改进。
行为即是被机会过滤之后的动机。即使你从用户为何愿意参与你的新服务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你依然需要以他们能理解和关心的方式来提供这些机会。
对默认值的小心使用可以塑造用户的行为，因为用户们互相交流了一些期望（这种期望必须是用户愿意去跟随的）
在一个小团体里，每个人可能都紧紧相连。但是随着系统的扩大，这种可能性便消失了。不是一些参与者变成了观众，就是人们各自形成了小型的、相互重叠但依然亲密的团体。
每一个希望大规模驾驭认知盈余的服务都会面临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你可以拥有大量的用户，你可以拥有活跃的用户群，你也可以拥有志同道合的用户群。但三者中，你只能选择其二，因为你不可能将三者同时拥有。
可见的执行规则的意愿实际上减少了列车管理员需要花在执行规则上的精力，因为乘客都愿意在他们中间协调反应，并对可以指望的、可以预料到的支持心知肚
如果要求设计师第一次就正确使用认知盈余，那么成功的概率屈指可数。相反，他们的使命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断调整，不断学习。
文化不是靠命令产生出来的。（在认知盈余的地盘里，命令几乎没有用处。）但是任务的关键并不是要完成某件事，而是要去创造一种让人们愿意去做事的环境。
唯一最伟大的有关我们能从认知盈余里得到多少价值的预测就是，这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和鼓励彼此去试验，因为唯一能去尝试每一种可能的群体只会是每一个人。
|应对一场革命的三种方式|
因为一项新的沟通技术的出现和旧有制约的终止会改变我们的结缔组织，所以重大的新机遇总是会造成对社会的重构。
最重要的协商不是激进者和传统者之间的协商，而是关乎社会中的市民，在全新的可能性之下，他们是唯一能够合理决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生活的人群。
|寻找鼠标|
在历史上的一瞬间，我们已经从一个有两种不同媒介模式的世界——专业人员掌控的公共广播和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对话，转变成一个公共和私人媒介糅合在一起，专业和业余生产界限模糊，志愿公共参与从无到不可或缺的世界。
以你为对象的媒体如果没有将你包含进去，那么就不值得在它面前待太久。
如果能开凿出一点点认知盈余，加以利用，我们会让事情变得更好吗？我敢打赌答案是肯定的，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给彼此参与的机会，对彼此的尝试做出奖励的话，答案将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