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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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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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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精神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

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宗教也和人生有关系。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事实上,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

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问世务的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

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翻译工作恰如嚼饭喂人。一个人若不能自己嚼饭,就只好吃别人嚼过的饭。不过经过这么一嚼,饭的滋味、香味肯定比原来乏味多了。

第二章 中国哲学的背景

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论语》说:“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

中国哲学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中,有他们所谓的“本”“末”之别。“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区别本末的理由是,农业关系到生产,而商业只关系到交换。在能有交换之前,必须先有生产。在农业国家里,农业是生产的主要形式,所以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理论、政策都是企图“重本轻末”。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这就是说,借用黑格尔的说法,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这是老子哲学的主要论点之一,也是儒家所解释的《易经》的主要论点之一。

儒家以艺术为道德教育的工具。道家虽没有论艺术的专著,但是他们对于精神自由运动的赞美,对于自然的理想化,使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受到深刻的启示。

从假设的概念出发的哲学家就偏爱有区别的,从直觉的价值出发的哲学家则偏爱无区别的。

说西方侵略东方,这样说并不准确。事实上,正是现代侵略中世纪。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就必须现代化。

第三章 各家的起源

第一是阴阳家。他们讲的是一种宇宙生成论。它由“阴”、“阳”得名。在中国思想里,阴、阳是宇宙形成论的两个主要原则。中国人相信,阴、阳的结合与互相作用产生一切宇宙现象。

刘歆将“百家”分为十个主要的派别,即“十家”。其中有六家与司马谈列举的相同,其余四家是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述之士。

第四章 孔子:第一位教师

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正名学说的含义。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第五章 墨子: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

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辩护它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战斗的传教士。他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制度和常规,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起反对掉。

就是在儒家看来,命是指人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以外的东西。但是,他若是竭尽全力,总还有一些东西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控制范围以内。因此,人只有已经做了他自己能够做的一切以后,对于那些仍然要来到的东西才只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只好平静地、无可奈何地接受它。这才是儒家所讲的“知命”的意思。

“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墨子判定一切价值的标准。

“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这样说来,爱别人就是一种个人保险或投资,它是会得到偿还的。可是绝大多数人都很近视,看不出这种长期投资的价值。也还有一些实例,说明这样的投资根本得不到偿还。

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

如是墨子论证出,国家必须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这是他的国家起源学说的必然结论。因为国家的设立,有其明确的目的,就是结束混乱,混乱的存在则是由于“天下之人异义”。因此国家的根本职能是“一同国之义”(均见

第六章 道家第一阶段:杨朱

道家是这样的人,他们退隐了,还要提出一个思想体系,赋予他们的行为以意义。他们中间,最早的著名代表人物看来是杨朱。

杨朱的两个基本观念:“为我”、“轻物重生”。这些观念显然是反对墨子的,墨子是主张兼爱的。

《列子·杨朱》还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即使失了天下,也许有朝一日能够再得,但是一旦死了,就永远不能再活。

《老子》的大部分思想表示出另一种企图,就是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事物变,但是事物变化的规律不变。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规律,并且遵循这些规律以调整自己的行动,他就能够使事物转向对他有利。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二阶段。

第七章 儒家的理想主义派:孟子

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义的一翼,稍晚的荀子代表儒家的现实主义的一翼。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

儒家认为,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地发展出来的;而墨家认为,兼爱是从外部人为地附加于人的。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有人伦以及建立在人伦之上的道德原则。国家和社会起源于人伦。照墨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有用;照儒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应当存在。

养浩然之气的方法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可以叫做“知道”,道就是提高精神境界的道。另一方面,孟子叫做“集义”,就是经常做一个“天民”在宇宙中应当做的事。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孟子说的“配义与道”。

第八章 名家

从逻辑上讲,中国古代哲学的名与实的对立,很像西方的主词与客词的对立。

《庄子》的《秋水》篇,提到名家的一个领袖公孙龙,他说他自己“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

他专门这样解释和分析法律条文,而不管条文的精神实质,不管条文与事实的联系。换句话说,他只注重“名”而不注重“实”。名家的精神就是这样。

“坚白”是公孙龙的学说,“无厚”是惠施的学说。

韩非及其他法家其实都是政治家,并不是法学家。

惠施、公孙龙代表名家中的两种趋向:一种是强调实的相对性,另一种是强调名的绝对性。

由于我们既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同,又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异,就表明它们的同和异都是相对的。名家的这个辩论在中国古代很著名,被称为“合同异之辩”。

公孙龙不像惠施那样强调“实”是相对的、变化的,而强调“名”是绝对的、不变的。

公孙龙以这些知识论的、形上学的辩论,确立了他的命题:坚、白分离。在中国古代这是个著名命题,以“离坚白之辩”闻名于世。

由此可以说,在汉语里,一个共相就是一个名所“指”的东西。公孙龙把共相叫做“指”,就是这个缘故。

道家是名家的反对者,又是名家真正的继承者。惠施是庄子的真正好朋友,这个事实就是这一点的例证。

第九章 道家第二阶段:老子

我现在相信,这部书写在(或编在)惠施、公孙龙之后,而不是在他们之前。在《中国哲学史》里我是假定它在惠施、公孙龙之前。这个改变,是因为《老子》里有许多关于“无名”的讨论,而要讨论“无名”,就得先要讨论过“名”,所以它出现于惠施、公孙龙这些名家之后。

可是为了避免学究气,往下我宁愿用“老子如何如何说”,而不用“《老子》一书如何如何说”,正如今天我们还是说“日出”、“日落”,虽然我们完全知道日既不出又不落。

老子警告我们:“不知常,妄作,凶。”(第十六章)我们应该知道自然规律,根据它们来指导个人行动。老子把这叫做“袭明”。人“袭明”的通则是,想要得些东西,就要从其反面开始;想要保持什么东西,就要在其中容纳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谁若想变强,就必须从感到他弱开始;谁若想保持资本主义,就必须在其中容纳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第十章 道家第三阶段:庄子

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心灵理解到万物的必然性,理解的范围有多大,它就在多大的范围内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后果,而不为它们受苦。”

在《逍遥游》里,庄子讨论了两个层次的幸福;在《齐物论》里,他讨论了两个层次的知识。

庄子在另一方面,认为是、非的概念都是每人各自建立在自己的有限的观点上。所有这些观点都是相对的。

接受这个前提,就是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齐物论》把这叫做“照之于天”。“照之于天”就是从超越有限的观点,即道的观点,看事物。

哲学不报告任何事实,所以不能用具体的、物理的方法解决任何问题。例如,它既不能使人长生不死,也不能使人致富不穷。可是它能够给人一种观点,从这种观点可以看出生死相同,得失相等。从实用的观点看,哲学是无用的。哲学能给我们一种观点,而观点可能很有用。用《庄子》的话说,这是“无用之用”(《人间世》)。

但是“无知”与“不知”不同。“无知”状态是原始的无知状态,而“不知”状态则是先经过有知的阶段之后才达到的。前者是自然的产物,后者是精神的创造。

第十一章 后期墨家

《墨经》还对于知识进行了分类。按知识的来源,把知识分为三类:一类是来自认识者亲身经验;一类是来自权威的传授(即得自传闻或文献);一类是来自推论的知识(即得自演绎,以已知推未知)。又按认识的各种对象,把知识分为四类:名的知识;实的知识;相合的知识;行为的知识。

这一段内“效”的方法,也就是前一段内的“以说出故”。这一段内“推”的方法,也就是前一段内的“以类取,以类予”。这是两种极其重要的方法,大致相当于西方逻辑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

《墨经》所谓的“小故”显然就是现代逻辑学所谓的“必要原因”;《墨经》所谓的“大故”显然是现代逻辑学所谓的“必要而充足原因”。现代逻辑学还区别出另一种原因,即充足原因,可以说是“有之必然,无之或然或不然”,墨家却没有看出这一种原因。

后期墨家遵循墨子功利主义哲学的传统,主张人类一切行为的目的在于取利避害。

可是,我们看到后期墨家如此富于逻辑头脑,实在令人赞叹。他们试图创造一个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纯系统,这是中国古代其他各家所不及的。

第十二章 阴阳家和先秦的宇宙发生论

把方士的术数分为六种: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术数的本身是以迷信为基础的,但是也往往是科学的起源。术数与科学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以积极的态度解释自然,通过征服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术数在放弃了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并且试图只用自然力解释宇宙的时候,就变成科学。

《洪范》中列举了“九畴”:“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作者还告诉我们,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是互相关联的,君主方面的恶行就导致自然界异常现象的出现。这个学说,被后来的阴阳家大为发展了,叫做“天人感应论”。

邹衍的方法是“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阴阳家认为,五行按一定顺序,相生相克。他们还认为,四季的顺序,与五行相生的顺序是一致的。木盛于春,木生火,火盛于夏。火生土,土盛于中央;土生金,金盛于秋;金生水,水盛于冬;水又生木,木盛于春。

皇帝的正式头衔仍然是“奉天承运皇帝”。所谓“承运”,就是承五德转移之运。

五行学说解释了宇宙的结构,但是没有解释宇宙的起源。阴阳学说解释了宇宙起源。

这实在和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说惊人的相似,照此说,希腊哲学讲的四大元素:火、水、地、气都是由数字间接地导出的。

《说卦传》中说:“乾[插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坤[插图]为地,为母”;“震[插图]为雷”;“巽[插图]为木,为风”;“坎[插图]为水”,“为月”;“离[插图]为火,为日”;“兑[插图]为泽”。

第十三章 儒家的现实主义派:荀子

先秦儒家三个最大的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孟子有左也有右:左就左在强调个人自由;右就右在重视超道德的价值,因而接近宗教。荀子有右也有左:右就右在强调社会控制;左就左在发挥了自然主义,因而直接反对任何宗教观念。

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

人们必须一起生活,为了在一起生活而无争,各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方面必须接受一定的限制。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限制。有礼,才有道德。遵礼而行就是道德,违礼而行就是不道德。

宗教、诗,二者都是人的幻想的表现。二者都是把想象和现实融合起来。所不同者,宗教是把它当做真的来说,而诗是把它当做假的来说。诗所说的不是真事,它自己也知道不是真事。所以它是自己欺骗自己,可是是自觉的自欺。它很不科学,可是并不反对科学。我们从诗中得到情感的满足而并不妨碍理智的进步。

所以在荀子看来,音乐是道德教育的工具。这一直是儒家奉行的音乐观。

名的起因部分是伦理的,部分是逻辑的。

荀子的学生,有两个最著名:李斯、韩非。

第十四章 韩非和法家

西周封建社会根据两条原则办事:一条是“礼”;一条是“刑”。礼是不成文法典,以褒贬来控制“君子”即贵族的行为。刑则不然,它只适用于“庶人”;或“小人”,即平民。这就是《礼记》中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曲礼上》)

由此可见,把法家思想与法律和审判联系起来,是错误的。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谁若想组织人民,充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

“势”,指权力,权威;“法”,指法律,法制;“术”,指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也就是政治手腕。

“循名而责实”,就是责成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做到该职务应当合乎理想地做到的一切

法家提出的治国之道,是建立在假设人性是人性的原样,即天然的恶这个前提上;而不是建立在假设人会变成人应该成为的样子,即人为的善这个前提上。

儒家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观念是现实主义的。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总是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总是指责儒家迂腐、空谈。

第十五章 儒家的形上学

道家的“道”是统一的“一”,由此产生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变化。《易传》的道则相反,是多样的,是宇宙万物各类分别遵循的原理。

六十四卦的顺序安排至少有三点含义:(一)宇宙中的一切,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形成一个自然序列的连续链条;(二)在演变过程中,每个事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三)在演化过程中,“物不可穷也”。

同,与异是不相容的。和与异不是不相容的,相反,只有几种异合在一起形成统一时才有和。但是要达到和,合在一起的各种异都要按适当的比例,这就是中。所以中的作用是达到和。

教的作用,就是使人把事实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在做的事,做完全。

为了达到与天地参,是不是需要做非常的事呢?不需要。仅只需要做普通而平常的事,做得恰到好处,而且明白其全部意义。这样做,就可以达到合内外,这不仅是人与天地参,而且是人与天地合一。用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出世,而同时仍然入世。

第十六章 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

战国时代,联盟归结为两大类型:由北而南的“纵”,由西而东的“横”。当时有七个主要的国家,其中的秦国最富于侵略性。纵的联盟是六国对付秦国的,由于秦国在最西,六国分布在东,由北而南,故名“合纵”。横的联盟是秦国与六国中的一国或数国结成以进攻其余国家的,所以是由西而东地扩张,故名“连横”。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些著作家都同意有一个唯一的绝对的真理,名叫“道”。各家大都有所见于“道”的某一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道”的阐明都有所贡献。

照荀子的看法,哲学家的“见”和“蔽”是联在一起的。他有所见,可是常常同时为其见所蔽。因而他的哲学的优点同时是它的缺点。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由此看来,《天下》篇的含意似乎是说,儒家知道具体的“数度”,而不知所含的原理;道家知道原理,而不知数度。换句话说,儒家知道“道”之末,而不知其本;道家知其本,而不知其末。只有两家的结合才是全部真理。

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

第十七章 将汉帝国理论化的哲学家:董仲舒

据说董仲舒专精学业,曾经“三年不窥园”,结果写出了巨著《春秋繁露》。

先秦思想有两条不同的路线:阴阳的路线,五行的路线。他们各自对宇宙的结构和起源做出了积极的解释。可是这两条路线后来混合了,在董仲舒那里这种混合特别明显。所以在他的哲学中既看到阴阳学说,又看到五行学说。

董仲舒因此强调人为和教化的作用,只有教化才使人与天、地同等。在这方面,他接近荀子。但是他又和荀子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他不认为人的质已经是恶的。善是性的继续,不是性的逆转。

三纲之外,还有五常,都是儒家坚持的。“常”有不变的意思,五常是儒家所讲的五种不变的德性:仁、义、礼、智、信。

王者以庆、赏、罚、刑为“四政”,相当于四季。

天人关系既然如此密切,所以董仲舒认为,社会上政治的过失必然表现为自然界的异常现象。阴阳家早已提出这种学说,董仲舒则提供目的论的和机械论的解释。

董仲舒修改了这个学说,认为朝代的更迭不是根据五德运行,而是根据他所说的“三统”顺序。三统是黑统、白统、赤统。每统各有其统治系统,每个朝代各正一统。

照何休的说法,《春秋》所记的过程,是孔子在理想上变“衰乱世”为“升平世”,再变为“太平世”的过程。

照《礼运》篇所说,第一阶段是乱世,第二阶段是“小康”之世,第三阶段是“大同”之世。

第十八章 儒家的独尊和道家的复兴

近年来,我看出这两派的来源很可能上溯到先秦儒家的两派,今文学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继续,古文学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现实派的继续。换句话说,今文学派出于孟子学派,古文学派出于荀子学派。

古文学派清除了儒家中的阴阳家成分,这些成分后来与道家混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杂家,叫做道教。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支,它真正是佛学和道家哲学最精妙之处的结合。它对后来中国的哲学、诗词、绘画都有巨大的影响。

儒家学说的专用范围是社会组织、精神的和道德的文明,以及学术界。法家学说的专用范围则限于实际政治的理论和技术。

第十九章 新道家:主理派

“新道家”是一个新名词,指的是公元 3 世纪、4 世纪的“玄学”。“玄”是黑色,又有微妙、神秘等意思。《老子》第一章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玄学”这个名称表明它是道家的继续。

新道家,尽管是道家,却认为孔子甚至比老子、庄子更伟大。他们认为,孔子没有说忘,因为他已经忘了忘;孔子也没有说无欲,因为他已经无欲于无欲。

老庄否认有人格的造物主存在,代之以无人格的道,而道生万物。向郭则更进一步,认为道是真正的无。照向郭的说法,先秦道家所说的道生万物,不过是说万物自生。

万物自生,向郭谓之“独化”。这个理论认为,万物不是任何造物主所造的,可是物与物之间并不是没有关系。关系是存在的,这些关系都是必要的。

每一物需要其他的每一物,但是每一物的存在都是为它自己,而不是为其他的任何一物。

存在于宇宙的每一事物,需要整个宇宙为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可是它的存在并不是直接由任何另外某物造成的。只要一定的条件或环境出现了,一定的物就必然产生。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们是任何唯一的造物主或个体造成的。换句话说,物是一般的条件造成的,不是任何另外特殊的物造成的。

社会随形势而变化。形势变了,制度和道德应当随之而变。如果不变,“即为民妖”,成为人为的桎梏。新的制度和新的道德应当是自生的,这才自然。新与旧彼此不同是由于它们的时代不同。它们各自适合各自时代的需要,所以彼此并无优劣可言。向郭不像老庄那样,反对制度和道德本身。他们只反对过时的制度和道德,因为它们对于现实社会已经不自然了。

因此向郭对于先秦道家天、人的观念,有为、无为的观念,都做了新的解释。社会形势变化了,新的制度和道德就自生了。任它们自己发展,就是顺着天和自然,就是无为,反对它们,固执过时的旧制度和旧道德,就是人和人为,就是有为。

一个人在他的活动中,让他的自然才能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就是无为。反之是有为。

所以模仿是无用的,没有结果的,有害的。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是“任我”,这也就是实践“无为”。

一个人若能超越事物的差别,他就能享受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幸福

在向郭的体系里,“道”是真正的“无”。在这个体系中,“天”或“天地”(这里译为universe)才是最重要的观念。天是万物的总名,所以是一切存在的全体。从天的观点看万物,使自己与天同一,也就是超越万物及其差别,用新道家的话说,就是“超乎形象”。

第二十章 新道家:主情派

清谈的艺术在于,将最精粹的思想,通常就是道家思想,用最精粹的语言,最简洁的语句,表达出来,所以它是很有讲究的,只能在智力水平相当高的朋友之间进行,被人认为是一种最精妙的智力活动。

汉人风度是庄严、雄伟,晋人风度是放达、文雅。文雅也是“风流”的特征之一。

刘伶固然追求快乐,但是对于超乎形象者有所感觉,即有超越感。这种超越感是风流品格的本质的东西。

他们不交一言,因为他们要欣赏的只是纯粹的音乐美。王徽之要求桓伊为他吹笛,因为他知道他能吹得好;桓伊也就为他吹,因为他知道他能欣赏他所吹的。既然如此,吹完听完以后,还有什么别的要交言呢。

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能够把他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他所描绘的对象上,然后通过他的工具媒介把它表现出来。

庄子认为圣人无情。圣人高度理解万物之性,所以他的心不受万物变化的影响。他“以理化情”。

第二十一章 中国佛学的建立

照佛学的说法,这一切痛苦,都起于个人对事物本性的根本无知。宇宙的一切事物都是心的表现,所以是虚幻的,暂时的,可是无知的个人还是渴求它们,迷恋它们。这种根本无知,就是“无明”。无明生贪嗔痴恋;由于对于生的贪恋,个人就陷入永恒的生死轮回,万劫不复。

万物每刻都在变化。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存在的任何事物,实际上是这个时刻的新事物,与过去存在的这个事物,不是同一个事物。

“宇宙的心”的观念,是印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哲学中只有“心”,没有“宇宙的心”。道家的“道”,虽如老子所说,是“玄之又玄”,可是还不是“宇宙的心”。在本章所讲的时期以后,在中国哲学中,不仅有“心”,而且有“宇宙的心”。

第二十二章 禅宗:静默的哲学

“禅”或“禅那”是梵文Dhyana的音译,原意是沉思、静虑。

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针对此偈,慧能作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从这个观点看来,一切佛经都与第一义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所以,建立临济宗的义玄禅师(866年卒)说:“你如欲得如法见解,但莫授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始得解脱。”(《古尊宿语录》卷四)

所以不修之修本身就是一种修,正如不知之知本身也是一种知。这样的知,不同于原来的无明;不修之修,也不同于原来的自然。因为原来的无明和自然,都是自然的产物;而不知之知,不修之修,都是精神的创造。

禅宗有一句常用的话:“山是山,水是水。”在你迷中,山是山,水是水;在你悟时,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第二十三章 新儒家:宇宙发生论者

新儒家的主要来源可以追溯到三条思想路线。第一,当然是儒家本身。第二是佛家,包括以禅宗为中介的道家,因为在佛家各宗之中,禅宗在新儒家形成时期是最有影响的。在新儒家看来,禅与佛是同义语;前一章已经讲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儒家是禅宗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第三是道教,道教有一个重要成分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主要是与这条思想路线联系着。

佛家的佛与儒家的圣人,区别在于,佛必须在社会和人世间之外提高精神修养,圣人则必须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中国佛学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企图降低佛教固有的出世性质。

关于凡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的理论,听起来好像黑格尔的理论,不过照黑格尔的说法,一个事物被否定了,一个新事物在更高水平上开始了。但是照老子和《易传》的说法,一个事物被否定了,新事物只是重复旧事物。这是具有农业民族特征的哲学,我在第二章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太和是气的全体之名,又被形容为“游气”。浮、升、动之性都是阳性,沈、降、静之性都是阴性。气受到阳性的影响,就浮、升;受到阴性的影响,就沈、降。这就使得气永远在聚散。气聚,就形成具体的万物;气散,就造成万物的消亡。

第二十四章 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在程颢看来,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做起事来诚实地聚精会神地遵循着这个道理。这样的功夫积累多了,他就会真正感觉到他与万物合一。

程朱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事物有不同的种类,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花是花,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叶是叶,因为气聚时遵循叶之理。

程颐也区别“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个名词,源出《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传上》)在程朱的系统中,这个区别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抽象”与“具体”的区别。“理”是“形而上”的“道”,也可以说是“抽象”的;“器”,程朱指个体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

新儒家处理情感的方法,遵循着与王弼相同的路线。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

圣人之乐是他心境的自然流露,可以用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来形容,也可以用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来形容。他不是乐道,只是自乐。

风流的基本品质,是有个超越万物区别的心,在生活中只遵从这个心,而不遵从别的。

第二十五章 新儒家:理学

“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子语类》卷九十五)

每类事物都有理,理使这类事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事物。理为此物之极,就是说,理是其终极的标准。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朱熹心中要说的,就是“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没有无气的时候。由于理是永恒的,所以把理说成是有始的,就是谬误的。因此,若问先有理还是先有气,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意义。然而,说气有始,不过是事实的谬误;说理有始,则是逻辑的谬误。在这个意义上,说理与气之间有先有后,并不是不正确的。

一个人,为了获得具体的存在,必须体现气。理,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气,使人各不相同。

所以心和其他个体事物一样,都是理与气合的体现。心与性的区别在于: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心能有活动,如思想和感觉,性则不能。但是只要我们心中发生这样的活动,我们就可以推知在我们性中有相应的理。

照朱熹的说法,仁、义、礼、智,都是理,属于性,而“四端”则是心的活动;我们只有通过具体的,才能知道抽象的;我们只有通过心,才能知道性。

第二十六章 新儒家:心学

在朱熹看来,实在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在陆九渊看来,实在只有一个世界,它就是心(个人的心)或“心”(宇宙的心)。

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朱熹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什么是良知?它不过是我们心的内在光明,宇宙本有的统一,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所以致良知也就是明明德。这样,全部的《大学》就归结为一句话:致良知。

若顺着这种论证推下去,我们可以说,新儒家比道家、佛家更为一贯地坚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观念。他们比道家还要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

第二十七章 西方哲学的传入

在传统上,中国人与外人即“夷狄”的区别,其意义着重在文化上,不在种族上。中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历来是重在文化上,不重在政治上。

康有为是清代汉学今文学派的领袖,他在今文学派中找到了充分的材料,足以把儒家建成符合宗教本义的有组织的宗教。

要理解一个哲学,必须首先了解它所赞成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它。

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在第二十一章我曾说,佛家和道家都用负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正和这种负的方法相反,所以可以叫做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做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

一个人遇到不熟悉的新观念,就一定转向熟悉的观念寻求例证、比较和互相印证,这是最自然不过的。

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

第二十八章 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

讲完了中国哲学全部的演变和发展之后,读者可能要问这样的问题:当代的中国哲学,特别是战争时期的中国哲学,是什么样子呢?中国哲学对于未来世界的哲学,将有什么贡献呢?事实上,我经常被人询问这些问题,而且感到有点为难,因为提问的人要问某种哲学,而他对这种哲学所代表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并不熟悉,那是很难向他解释清楚的。

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这些字句在过去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意指什么。

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其哲学倾向是观念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康德派、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陆王。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柏拉图派(因为新实在论哲学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程朱。

哲学的推理,更精确地说——形上学的推理,其出发点是经验中有某种事物。这某种事物,也许是一种感觉、一种感情,或别的什么。从“有某种事物”这句话演绎出《新理学》的全部观念或概念,它们或是程朱的,或是道家的。

按我的意见,形上学只能知道有“理”,而不知道每个“理”的内容。发现每个“理”的内容,那是科学的事,科学要用科学的实验的方法。“理”自身是绝对的、永恒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理”,作为科学的定律和理论,则是相对的、可变的。

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概括的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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